《任尚碑》和《裴岑碑》

　　我曾临摹多年来黄易临写的《裴岑碑》;昨天又临;始了解其来龙去脉。

　　1725年到1957年，在哈密东天山北麓的松树塘和石仁子乡，先后发现《任尚碑》和《裴岑碑》两块汉碑。

　　《任尚碑》又称《汉平夷碑》，1957年由文物工作者在哈密地区巴里坤县东南松树塘北坡2000米处发现，收藏在文物部门保管。字体隶书，书法古朴。碑文大抵五行，每行约十余字。第一行首六字为“惟汉永元五年”;第二行首三字为“平任尚”;第三行残缺不识;第四行之末为一“海”字，可能指蒲类海(今巴里坤湖);第五行首一字为“至”，下有字隐约可辨，似为“道□临物”。

　　东汉和帝永元年对匈奴发动多次战役。自89年(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大破北匈奴，在燕然山(蒙古杭爱山)刻石纪功后，91年，任尚以司马随右校尉耿夔参加破北单于的金微山(阿尔泰山)之役，北单于西奔不知所终，其弟右谷蠡王于涂鞬自主为单于，在蒲类海遣使表示归汉，被封为北单于。92年，任尚以中郎将持节卫护率部屯驻伊吾(哈密)。93年，于涂鞬向北叛走，汉和帝刘肇便派长史王辅带兵出关协同当时驻守伊吾的中郎将任尚联兵在蒲类海边打垮叛兵，擒斩北单于于涂鞬。此碑显然是因擒斩北单于於除而勒石纪功。

　　任尚讨伐北匈奴作战有功，荣升为西域戊已校尉。公元100年(永元十二年)又接替班超为西域都护。101年(永元十三年)继班超为西域都护。后因举措失当，引起西域各国不满和反抗而被汉朝召回。

　　《裴岑碑》又称《镇海碑》，全称《汉燉煌太守裴岑纪功碑》，1729年(雍正七年)由征西大将军岳钟琪将军在巴里坤石仁子乡石仁子村发现。裴岑，云中(今山西大同)人。曾任敦煌太守。顺帝永和二年(137年)，裴岑率本郡3000兵马出击北匈奴，斩杀呼衍王，取得40年来汉朝在这个地区重大军事胜利，赢得该地区13年安定局面。碑文中所说呼衍王为任尚、王辅击溃的北匈奴残余势力首领。《后汉书》无记载。碑文可弥补史料之不足。

　　班固编撰《汉书》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23年)史事。应邵注《汉书》中说“敦，大也，煌，盛也。”裴岑纪功时任敦煌太守，不可能无缘无故在“敦”边加偏旁“火”字，因此“敦煌”至迟在公元93都写作“燉煌”。敦煌当为少数民族(羌?)语音译。至于后来应劭记作的“敦煌”，可能是朝廷取谐音而略改;之所以改“燉”为“敦”，在于书写简便，字形、寓意均好。应邵生卒年大约为153-196年，这也是“燉煌”改作“敦煌”时间范围;客观上也反映敦煌由少数民族游牧地逐渐汉化的过程。

　　不过，敦煌马圈湾出土汉简，提到敦煌，写法与今同。我还没看到有写作“燉煌”的。是不是进入东汉或玉门关东移后才加了偏旁“火”?为什么要加?反证之，正因为“dunhuang ”写法不同，证明音译时借用同音不同形的字?这真是个有趣的话题，以后留心一下，收集些资料，探讨。

　　《裴岑碑》字体系以篆入隶，圆劲古厚，气势磅礴。字形较它碑为长，宽博大度，章法茂密。与《鄐君》、《石门》、《西狭))6刻石同属一路。清方朔谓其书“雄劲生辣，真有率三千人禽王俘众气象。乃以篆为隶，由篆变隶之渐也。”郭尚先云：“此碑朴古遒爽，其法大似摹印篆，与《鄐君》、《杨孟文颂》(《石门颂》)、《李翕》(《西狭颂》)诸摩崖为类。”又云：“汉人分书多短，惟此碑结体独长。次则《析里碑》(《郙阁颂》)耳。”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古茂雄深，得秦相笔意。”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也有记载。

　　黄易曾在一清拓本题跋：“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铭刻于东汉顺帝永和二年，前人著录所未见。雍正七年，大将军岳公得於西塞巴尔库城西石人子，移置将军府。十三年，彻师又移置关帝庙。苦寒之地秀殊艰，土人遂有模刻者，此乃真搨本，不易得也。钱宫詹辛楣先生云，汉自安帝后北匈奴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间，专制西域，共为冦钞。敦煌太守率兵掩击克敌全师，可谓不世之奇勋，而汉史不著其事，盖其时朝多秕政，妨功害能者众，边郡文於上闻故也。而此石经久犹存，岂非抑於一时而彰於千载耶。黄易临写并识。”

　　黄易(1744-1802)，字大易，号小松，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能诗，善画，尤精篆刻，与丁敬并称“丁黄”，为“西泠八家”之一。工隶书，喜金石文字，尝绘《访碑图》。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