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周刊（一）:
1)与报纸有关的单词,例如"头版"之类的专门的英语单词(越多越好)
2)给一些报纸的英文名字,例如"CHINA DAILY","TIMES"(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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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周刊（二）:
梁实秋简介?
梁实秋（1903－1987）,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祖籍浙江杭州,出生于北京.[1]
他是国家社会党党员,否认文学有阶级性.早期梁实秋专注于文学批评,坚持将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观,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不同意鲁迅翻译和主张的苏俄“文艺政策”,主张“文学无阶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这期间和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从1927年到1936年,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逝世,对垒式论战也自然结束.但是,这场论战所产生的影响既深且远.它不因鲁梁论战的结束而结束.论战所产生的影响实体己超出鲁梁本身,论战性质也己逾越了文学范畴,其余波扩涟到后来年代,以至于今.抗战年间,发生在重庆的那场“与抗战无关”的论争,虽不能说与这场论战有直接的关系,但也不能否认它们之间有着微妙的关联.
生平概况
1915年秋考入清华学校.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
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
1923年8月毕业后赴美留学.
1924年到上海编缉《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
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山东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
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幅刊《文学周刊》.
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
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七七事变,离家独身到后方.
1938年抗战开始,梁实秋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教科书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后回任北平师大教授.
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
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梁实秋先生在台湾
1966年退休.曾携妻子游美,在美台两地轮流居住,其妻辞世后重返台湾.他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年,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1975年同韩菁清结婚.
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
梁实秋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晨报周刊（三）:
《阿Q正传》内容概括
800字
要800字的作文啦!
1921年12月鲁迅写成著名小说《阿Q正传》.作品通过雇农阿Q这个典型,鞭挞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精神奴役,深刻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丰碑.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注：《阿Q正传》第一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开头讽刺考证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写法,就是为了切合这一栏的题旨.但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所以越写越认真起来,第二章起便移载“新文艺”栏.至1922年2月12日登毕),以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某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
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现象,“精神胜利法”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湛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们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3卷第52页)这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说来只能受支配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受到统治阶级思想影响是十分自然的.还由于不同阶级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环境和同一个民族环境里,它们接触到的物质条件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因而也就为这种病态心理的传播制造了机会.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地位,同样是孕育“精神胜利法”的温床.象阿Q这样一方面没有摆脱本阶级的弱点,另一方面又多少沾染了一些游民阶层落后意识的农民,接受和产生“精神胜利法”便更为容易.鲁迅在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抱有批判“国民的弱点”(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的意图,根据这个意图,他还作了如下的说明：“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注：《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艺术必须担负起社会教育的广泛的任务,这表现了一个革命作家对于自己创作的严格的要求.实际上,阿Q也的确不是生活里的具体的“谁”,然而陈Q又的确是艺术上的具体的阿Q,没有阿Q的那些行动,也就没有了所谓“阿Q精神”.作为一个专替人家打杂的雇农的形象,鲁迅在作广泛针砭的同时,仍然是以对农民生活的实际观察作为艺术概括的基础的,他严格地遵循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这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能是为阿Q所独有的“精神胜利法”,和另外一些人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根本不同的地方.正如鲁迅后来所说,“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足见人物形象在鲁迅心中是具体的,确切不易的.他也说过：“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在鲁迅看来,针砭“精神胜利法”的普遍现象和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并不矛盾.普遍性体现在特殊性里.典型性格越是具体深刻,也便越带有普遍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越是具有农民阿Q本人的特点,也便越能够取得广泛的社会讽刺的效果.这是因为：只有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吻合于他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和个性习惯,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使读过《阿Q正传》的都在脑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旦遇见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尽管在根柢里存在着很大区别,也会立刻想起阿Q,立刻不自觉地叫出阿Q的名字来.艺术典型在普遍性上所引起的广泛影响,决不会也不需要损害它原来的属性.
小说从第七章起,描写阿Q性格在革命到来以后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紧紧地扣住农民阿Q的特点,进一步证明了惯于使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作为农民典型的不可更易的意义.正当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快到“末路”的时候,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传来了.阿Q原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与他为难,一向表示“深恶痛绝”.现在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居然这样害怕,未庄的人居然这样慌张,便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他想：“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和“精神胜利”不同,阿Q这个时候的感受完全具有现实的根据：向来骄横霸道的赵太爷换了一副面孔,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赵白眼也改口称他“Q哥”,想从他这里探听“革命党的口风”.这些都使阿Q感到新鲜和高兴.在革命的风暴面前,小说准确地勾画了各阶层人物的情绪和动态,严格地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写出了阿Q要革命的阶级特点.阿Q是从被剥削者朴素直感去欢迎革命的.鲁迅没有忽视这种革命性,也没有夸大这种革命性.阿Q觉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党都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革命之后,赵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还有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里来；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阿Q对革命的认识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涂,但由于这种想法里充满着农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复仇情绪,却又的确反映了农民阿Q具有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鲁迅看到农民是一个被剥削的阶级,他们本身存在着许多缺点,不觉悟,不团结；同时也看到农民是一个要革命的阶级,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阿Q真心向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
毛泽东同志说过：“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16页)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忽视了农民的要求,没有把农民自发的革命热情加以发扬和引导,相反地,却让封建地主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扼杀了农民的要求.它把皇帝赶下龙廷,却没有给广大人民以任何实际的利益.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情形,小说也有真实的描写.革命党进了城,却不见得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在未庄,赵秀才便同曾经出过洋的地主阶级里资产阶级化了的假洋鬼子串通一起,抢先向革命投机,挂出了“咸与维新”的招牌,而真正倾向革命的阿Q,曾经鼓起勇气去结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却扬起了“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赵家的抢案发生后,“做革命党还不到二十天”的把总老爷,为了维持自己的威风,把阿Q抓了去,当作抢犯,当作“惩一儆百”的材料枪毙示众.正如稍后短篇《示众》所描写的一样,十五年前在仙台幻灯画片里见过的围看杀人的镜头,在小说结尾处作了具体的描写,说明人民的精神麻木现象深深地楔入了鲁迅的心坎,使他永远感到痛心.小说这个“大团圆”的结局的阿Q的悲剧,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和鲁迅其它描写农民的小说相比,《阿Q正传》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写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并且直接联系到农民群众要求解放的问题.辛亥革命的命运是和阿Q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的,阿Q被送上法场,辛亥革命也同时被送上了法场,枪声一响,这个革命的生命便和阿Q的生命一起结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的宣判.周扬在谈到《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依靠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在这里,鲁迅对于农民的弱点方面的批评,同时也正是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个严正的历史的评判.”(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初阶段,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还缺乏透彻了解,“五四”当时“到民间去”的口号,并未引起一般知识分子对农民状况的认真研究.鲁迅以其长期以来深刻的观察和沉痛的感受,通过艺术描绘,让人重温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虽然他较多地注意到群众的落后方面,但就此提出的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客观上却有重大的意义.鲁迅当时还没有找到、因而也不能够明确的指出人民达到幸福生活的具体道路,却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站在农民这一边,确信农民有权利过合理的生活,因而也有权利做革命党来争取这个合理的生活：“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注：《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在鲁迅的严峻的现实主义原则里,这里又反映了他的历史乐观主义的精神.阿Q这个人物自从在鲁迅笔底出现以后,一直成为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的代名词,时时挂上批评者的口头,得到了普遍的运用.罗曼·罗兰和法捷耶夫曾经极口称道阿Q这个形象的生动与深刻的意义.法捷耶夫还说：“鲁迅,是短篇小说的名手.他善于简短地、清楚地,在一些形象中表达一种思想,在一个插曲中表达一件巨大的事变,在某一个别的人物中表达一个典型.”(注：《关于鲁迅》,《文艺报》第1卷第3期,1949年10月25日)这不是一般的评价,而是一个具有丰富的革命文学创作经验的作家,从自己的实际体会中总结出来的对于鲁迅小说的印象,以之说明《阿Q正传》的创作特点也是非常确切的.小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近四十种不同文字的译本,阿Q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
晨报周刊（四）:
新月社解释
新月社于1923年成立于北京,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迁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他们把《晨报副刊》作为阵地,后又创办《诗刊》周刊,《新月》月刊.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新诗,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针对自由体诗体现的散文化倾向,提出新格律诗的主张.他们对于对于诗歌艺术的追求带有唯美倾向,但在当时对于新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闻一多的《死水》等是新月派的佳作.
晨报周刊（五）:
闻一多生平事迹
闻一多(1899．11．24—1946．7．15)原名闻骅,号友三,生于湖北浠水.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1921年 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1922年7月赶美留学.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9月出版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具有唯美倾向.1925年5月回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26年参与创办《晨报.诗镌》,发表了著名论文《诗的格律》.1927年任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长.同年秋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1928年1月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1928年3月在《新月》杂志列名编辑,次年因观点不合辞职.1928年秋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30年深秋去山东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回北平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同学生一起从长沙步行到昆明,此后在西南联大任教8年,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和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1944年加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委,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晨报周刊（六）:
世人是怎样评价法布尔的?
鲁迅评价法布尔: 鲁迅在“五四”以前已经在他文章中提起过“法布耳”的《昆虫记》.把《昆虫记》奉为"讲昆虫生活"的楷模. 想必当时他所根据的材料是日文.我没有时间去查书,不敢说我的记忆正确无误.(P.6) 其实,鲁迅最早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日记中记下：“下午往东亚公司买《辞林》一本,《昆虫记》第二卷一本,共泉五元二角.”这里并未提到“法布耳”,其时远在“五四”之后,而且日记当时并未公开发表.鲁迅公开发表的文字中： 单为在校的青年计,……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现在要Breh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华盖集·通讯二》) 此文写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初载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猛进》周刊第五期,一定在“五四”之后,这里根本未提书名,也没有“法布耳”这个中文音译名.又,鲁迅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写的《春末闲谈》,初载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莽原》第一期,收入《坟》,其中是称为“法国昆虫学大家发勃耳”,并未译为“法布耳”,也根本未提书名.鲁迅的确是重视《昆虫记》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还从欧洲陆续邮购到《昆虫记》英译本,计划与周建人合译出来.(见周建人：《鲁迅与自然科学》)但是,真正在中国第一个提“法布耳《昆虫记》”的,还是周作人写的那篇文章,初载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晨报副镌》,收入《自己的园地》,罗大冈记得的自是这一篇,也远在“五四”之后.罗先生的记忆的确不甚准确.但这个出入甚小,而且不是直接关于《昆虫记》本书的,法布尔如果有知,更不会在乎,他传递的人类远亲的消息毕竟到达我们这里了. 自1923年周作人将《昆虫记》介绍到中国,近80年来,不断有转译自英文或日文的改写本或选译本面世,版本纷纶迷人眼,却没有一部直接译自法文的中文全译本,对于一部影响了世界几代人的传世经典来说,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但也由此可知翻译与出版之困难,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晨报周刊】
晨报周刊（七）:
闻一多 著名作品
必须要分类
闻一多(1899．11．24—1946．7．15)原名闻骅,号友三,生于湖北浠水.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1921年 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1922年7月赶美留学.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9月出版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具有唯美倾向.1925年5月回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26年参与创办《晨报.诗镌》,发表了著名论文《诗的格律》.1927年任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长.同年秋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1928年1月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1928年3月在《新月》杂志列名编辑,次年因观点不合辞职.1928年秋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30年深秋去山东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回北平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同学生一起从长沙步行到昆明,此后在西南联大任教8年,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和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1944年加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委,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著有：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
你个懒蛋...【晨报周刊】
晨报周刊（八）:
别人对法布尔的看法
可以说自己的评价,也可以说别人（鲁迅等）对法布尔的评价.
鲁迅在“五四”以前已经在他文章中提起过“法布耳”的《昆虫记》.把《昆虫记》奉为"讲昆虫生活"的楷模.
想必当时他所根据的材料是日文.我没有时间去查书,不敢说我的记忆正确无误.(P.6)
其实,鲁迅最早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日记中记下：“下午往东亚公司买《辞林》一本,《昆虫记》第二卷一本,共泉五元二角.”这里并未提到“法布耳”,其时远在“五四”之后,而且日记当时并未公开发表.鲁迅公开发表的文字中：
单为在校的青年计,……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现在要Breh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华盖集·通讯二》)
此文写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初载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猛进》周刊第五期,一定在“五四”之后,这里根本未提书名,也没有“法布耳”这个中文音译名.又,鲁迅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写的《春末闲谈》,初载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莽原》第一期,收入《坟》,其中是称为“法国昆虫学大家发勃耳”,并未译为“法布耳”,也根本未提书名.鲁迅的确是重视《昆虫记》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还从欧洲陆续邮购到《昆虫记》英译本,计划与周建人合译出来.(见周建人：《鲁迅与自然科学》)但是,真正在中国第一个提“法布耳《昆虫记》”的,还是周作人写的那篇文章,初载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晨报副镌》,收入《自己的园地》,罗大冈记得的自是这一篇,也远在“五四”之后.罗先生的记忆的确不甚准确.但这个出入甚小,而且不是直接关于《昆虫记》本书的,法布尔如果有知,更不会在乎,他传递的人类远亲的消息毕竟到达我们这里了.
自1923年周作人将《昆虫记》介绍到中国,近80年来,不断有转译自英文或日文的改写本或选译本面世,版本纷纶迷人眼,却没有一部直接译自法文的中文全译本,对于一部影响了世界几代人的传世经典来说,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但也由此可知翻译与出版之困难,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
晨报周刊（九）:
闻一多先生的著名事迹
闻一多简介
闻一多(1899．11．24—1946．7．15)原名闻骅,号友三,生于湖北浠水.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1921年 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1922年7月赶美留学.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9月出版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具有唯美倾向.1925年5月回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26年参与创办《晨报.诗镌》,发表了著名论文《诗的格律》.1927年任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长.同年秋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1928年1月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1928年3月在《新月》杂志列名编辑,次年因观点不合辞职.1928年秋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30年深秋去山东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回北平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同学生一起从长沙步行到昆明,此后在西南联大任教8年,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和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1944年加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委,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著有：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
闻一多,原名亦多,族名家骅,湖北浠水人,1899年11月24日出生.1910年到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级小学读书.1912年冬,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 22年7月,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学院美术系和纽约美术学生联合会接受西洋美术教育.其间对新文学特别是新诗产生浓厚的兴趣,1923年9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红烛》.
1925年5月,闻一多忍受不了“金元帝国”对黄种人的歧视,提前一年结束“流囚 ”生活,先后在北京、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往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一面教书,一面关注时局的发展.1944年初夏 ,向共产党人周新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周新民请求党组织后告诉闻一多,认为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更有利于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
1945年10月,蒋介石集团在昆明发动军事政变,从此,在昆明国民党反动派与爱国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国民党反动当局动用武力包围校园,.次日,国民党中央通渡缇谷槐嘣旒傩挛牛苤刚獯渭崾峭练松摇?6日,经民青、民盟和学联商定,发动昆明市3万学生举行总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破坏群众集会的罪行.
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地方当局调动武装特务军警,冲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残酷镇压爱国学生,死4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闻一多得知惨案消息后,悲愤已极.带领家属子女赴烈士灵堂祭奠,并亲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挽联.他同罢联、民青负责人密切合作,全力支持罢联工作,对举行烈士入殓仪式、灵堂布置、成立治丧委员会、法律申诉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
为扩大这次斗争的影响,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1946年3月17日举行“一二.一”四烈士出殡游行和公葬仪式.闻一多参加了主要筹备工作,并对殡仪路祭等问题提出了寓意深刻而又便于操作的意见.他撰写的《“一二.一”始末记凤钥淘谒牧沂磕乖暗氖谏稀?万人参加的游行队伍所经之处,闻一多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反动当局利用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复员北上,进步力量减弱的空隙机会,企图一举摧毁昆明的爱国民主力量,特授予云南省警宪特务部门以“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之权.
7月11日夜,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闻一多于次日清晨五时赶往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吧!” 闻一多流着热泪,不停地反复的说着：“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随后,闻一多与民盟其他同志一起组成李公朴治丧委员会.
这时昆明的气氛异常紧张,盛传下一个暗杀对象就是闻一多.许多朋友劝他应该避一避.还不时有一个“疯女人”闯入西仓坡宿舍院内,进行蛊惑宣传和恶意恫吓.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开始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当李夫人在报告李先生被害经过泣不成声时,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此时,闻一多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发表了《最后一次的演讲》.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惨遭国民党特务多人狙击身亡,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