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这本书依据教育部“形势与政策”最新教学要点，结合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际，在介绍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国际关系以及国内外热点事件的基础上，阐明了我国政府的基本原则、基本立场与应对政策。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范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篇1】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
摘要：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以2011-2020年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府扶贫领域二个维度构建了教育扶贫的二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教育扶贫政策工具强度越强，政策使用比例越高。本文提出政策工具向能力建设型转移，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性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工具;教育扶贫;内容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G5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7-0-01
引言
目前，对于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政策内容的梳理，而从政策工具视角来研究教育扶贫政策内容的较少。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教育扶贫政策展开研究，构建以“政策工具分类”和“教育扶贫领域”为主的二维分析框架，整理并筛选过去10年教育扶贫政策，从政策工具、教育扶贫领域分析并优化梳理教育扶贫政策。
一、數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教育扶贫政策文献均来源于公开的数据资料，根据发布主体和关键词进行搜索，政策文本范围覆盖教育部网站等平台，共搜集到2011年至今的39份教育扶贫政策文本。为了科学客观准确地遴选研究样本，政策文献按照以下原则：一是发布单位是以教育部为主;二是发布时间从2011年开始;三是发布内容与教育扶贫相关，体现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内容;四是发布类型为实施方案、意见等。最后，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扶贫政策文件主要有24份。
2.分析框架
X轴：基本政策工具维度。政策工具是在既定环境下，政策制定者为解决政策问题、达成政策目标、实施政策方案等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式[1]。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本文采用麦克唐纳尔和艾莫尔的观点，政策工具分为强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和激励型政策工具[2]。
Y轴：教育扶贫领域维度。根据已发布的教育扶贫政策，教育扶贫领域主要划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Y轴以教育扶贫领域设置为基础，分析不同领域内的政策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研究，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将不系统的、定性的内容如文字、图像等转化为系统的、客观的、定量的数据文本的研究方法[3]。采用质性软件Nvivo11按照“编号—具体章节”的方式顺序进行逐条编码，在具体条款中以表达一句完整意思的话语或以句号为一个编码分解的标准分类。
3.信度检验
对于信度检验，多位文本编码评判员的编码结果一致性超过80%即表明编码结果可信。通过多位编码评判员主评判员编码结果一致性对比，经过多次调整优化，文本编码结果一致性比例达到89.7%，表明编码结果可信度较高，可以接受编码结果。
二、教育扶贫政策文本分析
1.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X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使用呈现“以强制型为主、重长远能力建设、轻短期激励”的特征。强制型政策工具是推进教育扶贫工作的主要手段和方式，重视长远能力建设表明政府推行政策时，较为注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长期发展能力的培养，激励型政策工具等注重短期规划建设被视为辅助性措施予以实施。
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为主的教育扶贫政策。强制型政策工具总体占比44.7%，内部工具政策落实使用过溢。其中，政策落实占比最高，达到31.7%，法规管制和机构改革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分别占比8.4%、4.6%。政策落实运用过溢，这充分反映政策制定者迫切推进教育扶贫政策的落实。机构改革政策工具运用尤为短缺，这表明教育扶贫政策涉及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机构重组较少。法规管制作为教育扶贫政策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未得到足够重视。
注重能力建设型的教育扶贫政策。在具体措施中，内部工具的使用相对均衡，其中教育发展占比12.2%，人才培养占比10.8%，环境改善占比7.9%。教育脱贫效果的稳固与长效取决于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以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和能力为着力点，与教育扶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因此，在教育扶贫中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应被更充分地应用。
激励型政策工具不足的教育扶贫政策。激励型政策工具在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中所占比例仅为24.4%，总体上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具体而言，财政补助、资源倾斜、社会保障分别占比11.4%、7.9%、5.1%，反映激励性政策工具中财政补助占据了较大优势。
2.教育扶贫政策文本的Y维度分析
教育扶贫政策工具主要以义务教育为主要抓手，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为辅的方式。其中，在义务教育中，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比例较多，高中教育占比仅次于义务教育，表明政府使用较多的政策工具来促使贫困人口更多地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更多地使用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挥出教育扶贫政策的“造血”功能。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占比较低，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激励型政策工具为主，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三、政策启示
针对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策工具使用向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转移。脱贫的关键是激发内生动力，而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与教育脱贫的内在诉求相契合。部门实施教育脱贫政策时要适度扩充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加强各领域不同阶段教育发展，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和能力建设。第二，以强制型政策工具+激励型政策工具为模式进行调节，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将强制型政策工具作为调适点，配置激励型政策工具，既检查督促政策实施主体，缓解各权利主体利益博弈所带来的冲突与矛盾，给予政策实施主体信任和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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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苗士祥（1994.10—）男，汉族，江苏扬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教育政策。
【篇2】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
摘要：当前，我区人口低速增长、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比例下降、知识技能型年轻人口流出较多等问题凸显，同时与经济发展、资源环境问题叠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为避免类东北现象产生，我区要进行更深刻、更有针对性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对人才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加快培养和引进人才，为自治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支撑。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人口区域布局
一、近年来我区人口变化基本情况
（一）人口持续增长，二孩政策效应显现
截至2017年底，我区常住人口2528.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2%，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第23位；比2010年增加56.4万人，年均增加8.06万人，年均增长3.2‰，低于全国年均增长5.2‰的水平。一是盟市人口增减各不相同。2011—2017年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和巴彦淖尔市等7个盟市人口增加，分别增加24.1万、22.16万、11.92万、3.11万、2.36万、1.61万和1.49万人。呼包鄂城市群人口增幅均低于2001—2010年期间，特别是鄂尔多斯市，10年间常住人口年均增加5.45万人，近7年来年均仅增加1.7万人。赤峰市、呼伦贝尔市、乌兰察布市、通辽市、兴安盟等5盟市常住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通辽市常住人口由10年间增加5.57万人，转变为近7年减少5.57万人。乌兰察布市、呼伦贝尔市和赤峰市人口减幅比2000—2010年大幅度降低。东部五盟市人口占比继续下降，2017年49.47%，比2010年下降了1.82个百分点。二是二孩政策效应显现。2005年以来，全区年均出生人口22.6万人，年均出生率约9.1‰，比全国平均低3.1‰；死亡人口13.8万人，年均死亡率约5.5‰，比全国低1.6‰以上；自然增长率年均3.5‰，比全国低1.7‰左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两孩政策，2014年我区出生人口有所增加，出生人口23.3万人，人口出生率9.3‰，比上年提高0.3个千分点。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我区出生人口明显增加。2016年、2017年出生人口分别为22.72万人和23.9万人，出生率达到9‰和9.47‰，二孩率为40.9%和47.76%，比全国分别高0.7个百分点和低3.44个百分点，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多0.75万人和1.93万人。
（二）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人口总量保持稳定
65岁以上老年人口由2010年的187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251.1万人；比重由2010年的7.56%提高到2017年的9.9%，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据统计，1956-1966年流入我区人口集中，受代际传递影响，我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虽然2016年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比2010年降低1.1个百分点，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仍达77.2%，比全国平均高4.7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2010年增加9.8万人，没有出现劳动人口数量下降情况。我区0-14岁人口由2010年的348万人降低到2016年的335.4万人，比重由14.08%降低到13.31%，比全国平均低3.39个百分点，已处于“严重少子化”阶段。人口总抚养比从2005年的33.2%降低到2016年的28.6%，比全国平均低9.31个百分点。
（三）人口城镇化率较高
2010年人口城镇化率55.5%，比全国平均高5.82个百分点，在全国居8位，西部地区第1位；2017年提高到62%，比全国平均高3.48个百分点，在全国居第10位，西部地区第2位。
（四）人口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
2015年受大专以上教育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达到15.3%，比全国平均高2.8个百分点，比2010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受高中（含中专）教育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达到16.2%，比全国平均高0.81个百分点，比2010年提高0.9个百分点；受小学教育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为22.9%，比全国平均低1.5个百分点，比2010年占比降低2.5个百分点。
二、人口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人口低水平增长，知识技能型人口存在流失现象
2010年我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分别居全国倒数第9位、11位。2015年、2016年，我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均居全国倒数第6位。2017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达到9.47‰、3.73‰，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96个千分点、1.69个千分点，居全国倒数第7位和第8位。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出生率短期出现回升，但出生率降低具有一定的趨势性；受生育行为选择变化等因素影响，长期来看，生育水平有继续走低的可能。我区人均土地面积较大，整体上人口净流入、净流出趋势并不明显。连续6年人口净流入后，2012—2014年连续三年出现了少量人口净流出，2017年又出现了少量人口净流出，成为当年全国6个人口净流出地区之一。但我区流出人口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知识技能型年轻人口和已经成型的知识技能型人才。2016年我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比上年减少6.3%。在区外就读的知名高校毕业生很少回生源地就业；在区内就读的高校毕业生、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通过多种方式千方百计出区学习和就业。据初步统计，赤峰市大学生（含大专）2015—2017年上线分别为3.2万、2.8万、2.6万人，回到赤峰工作的分别为1万、1.2万、1.3万人。另外，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独生子女家庭、少孩家庭子女从业观念变化较大，我区部分行业出现了年轻人减少情况。
（二）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保障亟待强化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个标准，我区201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呈快速老龄化态势，2017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比2000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农村牧区由于大量青壮年人口流向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人口流出幅度大的盟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偏高。据推算，2017年乌兰察布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15.5%。随着我国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1962—1970年）出生人口进入老年，我区将进入老龄化加速期，高龄、失能老年人数将持续增加。老龄化叠加少子化、家庭结构小型化和家庭保障功能弱化；同时我区经济欠发达，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省区，财政困难，社会承受力较弱，各方面制度尚不配套，要满足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养老、健康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需要，面临较大的挑战。 （三）城镇综合竞争力不强，城镇化质量有待提高
我区边境地区、牧区、林区人烟稀少，产业不发达，但为了满足戍边和行政管理需要，设立了旗县市和乡镇苏木；我区矿区较多，城镇化率也相对较高。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巴彦淖尔市等农区比例较大、人口较多的地区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即使是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平均每个旗县市人口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每个县40万人到70万人的水平，人口布局分散，多数旗县政府所在地城镇工业化程度低，城镇化质量不高，集聚人口能力不强。不少盟市政府所在地城市人口少，经济规模小，还不及发达省区一个县政府所在地城镇规模。呼包鄂城市群中，鄂尔多斯市是高度依托资源型的县域经济，产业、人口分布都比较分散，东胜、康巴什市区和阿镇的产业和人口规模很难起到较大的辐射带动作用，也很难承载高水平的研究院所、大学和医疗机构；高端服务和高水平公共服务主要依托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和区外相近大中城市。包头市是典型的重化工产业结构，受市场周期影响较大，大型企业转型升级和成长速度慢，核心竞争力不强，与全国同类型企业差距越拉越大。首府呼和浩特市竞争力较强的制造业较少，新经济、研发创新、教育、医疗水平仍待提高。近年来三个城市人口集聚能力均有所下降。2011年以来我区城镇化率年均增幅0.93%，低于全国年均增幅0.29个百分点。
（四）人口区域布局不合理，集中集约程度不高
一是人口、产业区域布局分散。除呼包鄂城市群外，几乎每个乡镇、旗县、盟市政府所在地城镇（市）都存在人口规模较少、产业规模较小的问题。人口聚集程度差是影响我区非资源型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布局分散、产业布局分散，加之能占领全国市场的轻工产品极度匮乏，物流满车进空车出，不能摊薄物流成本，造成我区居民生活成本高、企业生产成本高。二是首位度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吸纳人口能力有待提高。东南沿海及西部形成了成都、重庆、西安等一批人口超千万、GDP超万亿元的大型城市，而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人口分别为311.5万人、287.8万人，呼和浩特市区人口仅200多万人，GDP分别达到2743.7亿元、3867.6亿元（2016年数据）。三是还没有建立与主体功能区相配套的人口政策体系。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等重点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区仍然面临人口多、生态环境压力大的问题。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兴安盟、通遼市、巴彦淖尔市等农畜产品主产区人口的集中集约程度仍需提高。四是边境地区气候和生态环境差、人口少、收入低，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落后。
（五）就业人口产业分布不合理，农牧业劳动人口有待转移
2016年我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例为40.1%，比2000年下降了12.1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27.7%，比2000年下降了22.4个百分点。我区农牧业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8%，与全国基本持平，却容纳了40%的劳动就业，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12.3个百分点。大量劳动力滞留农牧业，从二、三产业中得到的收入少，是我区农牧民人均收入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降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2016年我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比例为15.9%，比2000年下降1.2个百分点；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山东省、广东省均比2000年有大幅度提高，并且占比分别比我区高12.9个、15个、25个百分点。我区占国内生产总值48.7%的第二产业，只承担了15.9%的劳动就业。我区工业经济体系与发达省区经过高度工业化、又开始部分去工业化有很大的区别，我区是“外部资本嵌入型”资源类为主的产业结构，资源主要由大型央企、区外大型国企民企开发生产加工，产业链条短，地方很难参与其分工合作，分享其发展成果。资源类产业生产现代化、规模化、自动化，用人很少，煤炭、电力、化工、电解铝等大型企业从当地招工的比例也不大。我区自身劳动密集型非资源产业发育生成程度低，产业门类少，吸纳就业能力十分有限。近年来我区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并不完全代表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如2016年呼和浩特市第三产业占比达到68.6%，仅低于北京市、上海市、海口市、乌鲁木齐市，位居全国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第5位。我区第三产业是在制造业还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发展的，主要为居民生活和农牧业生产提供服务，而我区城乡居民收入偏低，农牧业规模化、现代化生产不足，制约了第三产业高质量发展，也影响了其就业吸纳质量。
三、人口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人口增长或稳定，经济就增长和富有活力；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经济发展就缺乏动力和活力，甚至出现增速下滑、停滞等情况。
我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较低水平，年轻知识技能型人口净流出，高端人才留不住、引不进问题突出，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不相适应。劳动力从农牧业向非农牧业转移速度放缓，会抑制资源配置效率，导致农牧业劳动生产率、城市化率提高幅度下降。生态脆弱区、重要生态功能区人口较多会对草原、森林等生态功能恢复形成压力。农畜产品主产区人口过多会影响农牧业生产现代化、规模化和农畜产品产量、质量的提高。人口老龄化会对储蓄和投资产生不利影响，改变消费需求结构和水平，增加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和家庭负担，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
从积极的方面看，人口流出减轻了我区就业压力，人口增量减少和人口布局的改善有利于减轻生态环境压力。虽然劳动力比重出现了下降，劳动力资源总量仍比较丰富。
四、几点建议
（一）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人情社会”现象
一是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招聘工作人员要坚持公开、公正的“逢进必考”；建立科学的面试制度，制定必要的程序，由用人单位有关人员集体面试，集体决定选用。二是结合机构改革，精干部门及其内设机构。部门内设机构原则上也要一类事项由一个处室（科室）统筹、一件事情由一个处室（科室）负责。三是打破业务部门信息就是自身资源的做法，建立政府部门信息平台，推进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共用。四是加快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改革。严格按国有资产监管办法和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国有企业管理，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与组织管理制度，避免国有企业成为“安排人的场所”。国有企业要根据业务方向和规模，本着机构精简、节约用人、提高工作效率的原则，合理确定用人规模，形成科学规范的选人用人制度，避免国有企业成为“养人的场所”。五是深化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事业单位改革，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和法人治理结构，争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二）加强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使人口数量红利转化为人口质量红利
一是积极引进国内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我区设立分支机构，着力培养创新型人才。二是落实高等学院办学自主权，利用教育部与我区的合作，积极与国内外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合作，强化人才引进，加快打造我区高校和学科“双一流”；提高我区高等院校教学、科研水平和知名度，扩大区外学生招生规模，并促进其在区内就业。适应智能化时代需要，推进前期工作，争取大数据学院项目早日开工建设，开设工业及服务软件、大数据分析、信息技术安全等方面的课程，加强普通大学、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通识教育，促进智能化与新工科建设相结合。三是发挥市场在人才培养、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建立完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建立规范有效的人才激励制度。四是着力引进高端人才。发挥优势科研院校作用，加强高层次人才团队和科研设备建设，争取引进和培养一批国家“***”“长江学者计划”等高端人才和院士人才实现零的突破。加大柔性引才力度，重点高等院校、医院、文艺团体、大中型企业提出解决关键问题的高层次人才需求，由自治区政府开展招聘，并落实部分资金等条件，确保“留得住、用得上”。
（三）进一步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
适应人口由乡到城（镇）、由小城市（镇）向大中城市流动、人口集聚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加快呼包鄂城市群发展，吸引人口向呼包鄂集聚。大力发展高水平实体经济和能够快速集聚人口的高水平医院、大学等，增强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呼和浩特市宜居宜业水平和首府城市地位，尽快形成350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城市。东部盟市所在地城市要增强产业集聚能力，提升城市综合功能，优化人居环境，引导区域人口就近集聚，有条件的加快建设成为区域中心城市。鼓励城镇人才、资本下乡，发展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农牧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政策，吸引农村牧区人口进城落户，保障农牧业转移和流动人口教育、医疗、培训、住房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務全覆盖及办事便利。构建覆盖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制度，尽早全面实现农牧业转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异地报销。
（四）推进人口区域布局调整
农畜产品主产旗县要推动人口总量适度减少和人口集约布局。开展主体功能区人口承载力测算，科学确定不同主体功能区的人口承载力，实行差别化人口调节政策。按照自愿迁出原则，有重点、有次序地引导承载力低的地区有序疏解人口，向人居环境适宜、资源环境和产业承载力平衡的重点市镇收缩转移。提高沿边农牧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活质量。
（五）搞好人口服务
加大对孕产妇优生优育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合理规划和配置妇幼保健、儿童照料、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等资源。确实保障女性孕期、产期应享受的政策权力，适当延长产假。做好留守家庭儿童、老人照护等工作。对失独困难家庭养老提高补贴照顾水平。以基本养老保险为重点，推进完善养老助老保障制度，加快城乡居民全覆盖，逐步提高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障标准。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支持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业，积极发展老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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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处）
【篇3】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
一、我国人口的主要特征
(一)人口众多
国家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我国总人口,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人口,全国10.3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国大陆人口已达11.85亿,比1992年净增1346万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间,我国大陆总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过12亿人。
(二)绝对增长量大
我国人口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如1930年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如1965年出生率为37.88‰,死亡率为9.50‰,自然增长率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70年代末我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生育意识的变化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这一阶段中,1985年出生率为21.04‰,死亡率为6.78‰,自然增长率为14.26‰。1993年出生率为18.09‰,死亡率为6.64‰,自然增长率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发达国家为6‰,发展中国家为20‰。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比重大,我国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三)地区分布不均
胡焕庸1935年根据当时创制的1933年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清楚地表现出东半部人口十分稠密,西半部人口十分稀疏,两者之间明显地看出有一条人口分界线。这条线的东北端起于当时黑龙江省的瑷珲(现称黑河),以此向西南划一条直线直达云南省的腾冲。当时把这条线称作瑷珲—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当时计算,这条线以东的中国东半部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而人口却占全国的96%;而这条线以西的西半部,面积约占全国的64%,人口仅占全国的4%。到80年代,胡焕庸利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重新计算了这条线东西两侧的人口分布。结果是:东半部面积占全国的42.9%,人口占全国的94.4%;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而人口仅占全国的5.6%。这个比例数字同1933年的统计数字相比,仅有1.6个百分点的差别。因此,尽管解放以来国家曾一度重视西部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由于东部人口众多,人口也在同步增长,它们之间的比率,虽然经过半个世纪但仍没有多大的改变。
(四)人口素质低
根据第4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612万人,占总人口1.4%;大学以上(包括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60%。造成人口素质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文化教育水平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远远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大陆20～24岁适龄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泰国为16%,埃及超过20%,韩国则为38%。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高等专门人才,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竞争中最有效的资源。高等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五)人口结构
1.民族结构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汉族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93.3%;少数民族共有6723万人,占6.7%,大部分散布于西部的广大地区。解放后,由于政府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人民和睦、友好相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2.性
别结构
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一般都大致相近,有利于生产布局的合理组合。据1993年统计,全国男性占51.02%,女性占48.98%,男性多于女性2.04%。
3.年龄结构
我国人口各年龄组的比率同世界平均数十分接近。中年组为60%,少年组为35%,老年组为5%。中年组比率高,社会上劳动力充裕,中年所需抚养老年和少年的任务不重。但中年组的人口比重过高,尤其是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占一半以上,使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短期内难于控制。
4.城乡结构
近百年来,工业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日增,农村人口日减。据1980年世界人口资料,全世界平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9%,发达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69%,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29%。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够发达,城市人口比例较少,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民占绝对多数。1993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28.14%,乡村人口占71.86%,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很低。
5.职业结构
我国工业化水平较低,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据1993年的资料统计,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6.4%,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口占22.4%,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占21.2%。
(六)人口迁移
19世纪末至解放前夕的50年间,由关内迁移到东北3省的人口共3000万左右;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迁往世界各地的华侨约有二三千万人(不包括华裔);1950～1982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净迁人口3000万,年平均大约90万。
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有:1战争造成的人口移动;2灾荒造成的人口迁移;3水库建筑移民;4中、高等院校学生毕业分配;5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人口迁移。如建国初期,国家为了调整全国人口分布,开垦荒地,开发森林,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巩固边疆国防,促进各民族经济的发展,曾组织动员人口迁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某些失误,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49～1983年农村人口出生由4.84亿人增加到7.8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4%;适龄劳动力由2.37亿人增长到4.47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9%;在业劳动力由1.65亿人增长到3.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2.1%。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同时,由于工业、交通、水利和住房建设占地,耕地却有所减少。农村劳动力平均播种面积1983年比1952年减少了45.7%。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广大农民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为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打工仔”、“外来妹”。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和沟通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流,繁荣了市场,满足了城乡人民的部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民工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又缺乏教育和管理,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如自流人口对流入区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浪费;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增加了城镇人口的负担;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一系列问题尖锐化,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等。
二、人口过快增长引起的有关问题
(一)土地资源强度消耗
尽管我国国土辽阔,但由于人口众多,土地的人均占有量小,加上全国耕地面积仍以每年平均30万ha的速度递减,由此,人均耕地已有1949年的0.18ha,下降到1990年的0.085ha,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4。全国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流失土壤约50亿t。我国草原面积3.2亿ha,但已有0.87亿ha的草原退化,493万ha的草原受到沙漠化的威胁。尽管我国近年来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但森林覆盖率仅仅达到13.4%,人均森林面积0.11ha,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1%。
(二)能源紧缺
1993年我国消耗11亿t煤,1.4亿t原油,人均0.9t标准煤。而美国人均10t,日本4t,德国5.6t,中等发达国家3～5t。预计本世纪末,我国需要14～1
5亿t标准煤,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能源生产要增长3～5倍,即30～50亿t标准煤,我国的能源缺口较大。
(三)水资源短缺
我国江河年径流总量居世界第5位,但按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来计算,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全球人均的1/4,(前)苏联的1/7,美国的1/3,而我国水资源用量已占全国水资源总量28000亿m3的1/5,占全国可能利用的水资源量的1/2,其开发程度已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国水资源量地区分布不均匀,82%的地表水,70%的地下水资源量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50%以上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18%,再加上降雨在时间上分配不均匀,70%集中在汛期,所以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缺水十分严重,其中以华北平原沿海城市表现最为严重。
工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尖锐。据预测,我国目前全年缺水已达350亿m3,如不采取强有力的节水措施,到本世纪末将缺水1000亿m3,如不及时兴建一批水源工程,城市缺水量将超过200亿m3。
(四)环境恶化
由于人口众多,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SO2排放量的90%都来自于燃煤,使工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产生比较严重的大气污染,以烟尘和酸雨最为严重。我国多为古生代地层的煤,含硫量达5%～7%,最高的达10%～13%,中国每年排放1700万tSO2,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四川盆地造成酸雨危害,重庆和广西柳州酸雨率超过70%,pH值为4.0。华中地区酸雨最为严重,其中心区域酸雨平均pH值低于4.0,酸雨频率在80%以上,对农业、森林、建筑物都有很大危害。
三、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巨系统,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系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无序状态,要使这个巨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其基本条件是各子系统之间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协调这个巨系统各子系统发展的战略,因为这一战略从人类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全过程中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这一战略,可以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者协调发展,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口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毫不例外地要过人口关,既要解决人口数量对发展的制约,又要迎接人口对发展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是在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质量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人口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既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但现阶段数量制约是主要的。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表现为四大显著特征,即人口基数大、净增长量大、持续增长惯性大、人口对生活资料的绝对消耗量大。人口基数庞大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的、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鉴于人口在持续发展问题上所处的特殊地位,我国人口的现实态势及其在制约我国持续发展诸因素中的作用,决定了现阶段实现我国的持续发展必须以控制人口数量、平抑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为突破口。因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将为我国人口素质的逐步提高创造必要的条件,进而从整体上为缓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内涵发展能力奠定初步基础。因此,控制人口应成为现阶段持续发展一系列举措中的关键举措。具体地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2)提高人口素质。为此必须增加教育投资,改善教师和知识分子待遇,普及初等教育,努力提高
高等教育的水平。只有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社会、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人民才能自觉地降低生育率。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3)向全体公民宣传全球环境与发展形势和中国持续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前景和基本对策,增强忧患意识,树立人类与自然共生、环境与发展协调共进的整体观念,明确持续发展的目标,增强全社会对持续发展的信心和责任感。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人口的主要特点和人口问题,指出人口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进而论述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原理和宏观对策。
关键词：人口;人口问题;持续发展
人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层属性。从各种因素的地位看,人既是人地相关系统中的主体,又是环境和资源的组成要素。研究我国人口问题与社会持续发展对于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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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焕庸.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3]陈兴中,苏明武.中国经济地理基础.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4]《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
[5]徐效波等.控制人口是改善中国持续发展环境的关键。“21世纪中国的环境与发展研讨会”论文选集.北京: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1994
【篇4】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
摘要: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生态形势压力也与日俱增，水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大问题，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城市生活污染物未得到有效控制，工业污染源未得到严格治理，农业污染日益突出，部分河段水质受污染严重，河水发黑发臭，完全失去水质功能。本文主要对城市水环境治理及污染防治对策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
城市规划;水环境质量;污染防治;对策
城市生态环境是城市宜居水平评价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水环境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善有着重要的影响。受传统经济发展理念的影响，我国城市水环境污染情况不容乐观。而且在城市扩建过程中还造成了大量周边湿地的消失，造成了城市生态环境、水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近年来加大了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力度。从城市规划与发展的角度出发，恢复城市周边湿地环境、改善城市水环境与生态环境。
一、城市水环境的基本特点
1、城市用水的特点
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是城市用水的主要类型，由于城市人员密集、工业化生产程度高，所以，城市用水需要较高的质量、较大的供水量、稳定的供给，这对城市采水、供水和用水来说有着不同于农村的特点。
2、城市用水的依赖性强
城市由于用水量大、供水要求高，所以，单纯依靠城市区域的供给和开采往往难于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大众城市往往需要从城区周边或外地调水来满足城市的用水需要，“引滦入津”、“南水北调”就是这样的举措。
3、城市水环境脆弱
在我国北方，城市生活和生产用水大都在简单处理或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到环境之中，在日积月累的大量污染的影响下，城市水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并且这一现象有蔓延和恶化的趋势，造成水环境的脆弱和生态的破坏，影响城市深入地发展。
4、城市地下水环境恶化
城市地下水环境恶化来源有两个，一是，城市生产和生活中大量污染源渗入地下，造成对地下水资源和水环境的破坏;二是，城市地表硬化导致城市地面下渗量的减少，在大量开采地下水的同时，没有必要的补充，出现水环境的恶化。
二、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法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第一点，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现实的水环境保护问题为重点，转变发展观念，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社会，走科学发展道路。
2、优先保护饮用水源
合格的安全饮用水源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水环境治理应突出重点，优先保护饮用水源，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3、强化节能减排、效益原则
与区县减排工作挂钩，把COD削减量考核指标纳入到区县水环境治理目标体系中，明确各区县污水处理率、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等量化指标。切实保障三个达标，即污水处理率必须达标、污水处理厂的运行负荷率必须达标、COD的减排必须达标。合理安排资金，对节能减排效果明显，有一定经济基础，技术条件成熟，符合国家和行业产业政策的项目优先考虑。
4、治本方针
突出截污治污。河道沿线村镇、企业密集，污染来源复杂。为此，河道治理将坚持“先截污、后清淤、先治理、后换水”的原则，周密排查河道沿线污染来源，大力实施清淤、截污、生态护坡、河岸绿化等措施，加强河道水体自净和生态修复功能;在突出截污治理的同时，各区县还将坚持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同步建设，大力提升现有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妥善解决污水出路，切实提高河道水环境质量。
5、加强协作，落实责任
市水务局于去年成立了河道水环境考核办公室，将清水工程已治理河道纳入考核范围，各区县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在本辖区内建立水环境管理机构和相关管理机制，有效巩固水环境治理成果。此外，目前市政府已正式批准本市河道水环境实施“河长制”管理意见，即将公布全市主要河道“河长”名单，构建完善的河道水环境管理长效机制，为今后本市水环境由加强治理向强化管理转变打好基础。
三、城市河流水防治和改善技术的应用
1、底泥疏浚和河床微生态系统修复
在河流洪水、蓄洪功能上，底泥疏浚主要体现在河流利用水面变化增加行洪、蓄洪能力。作为沉积物沉积，有的湖泊水的深度可以被调整，从而减少其调节和存储功能。增加城市河湖疏浚河道水容量后，以确保顺利排出这些河流洪水，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避免了洪涝灾害。底泥疏浚是水环境综合整治的一项重要措施，滇池、巢湖、太湖等水环境综合整治已被广泛使用。可见，合理的疏浚清除污染物，对于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人工增氧技术
人工增氧技术是基于城市河流水污染后缺氧的现象，人工的向水体中注入空气或氧气，从而加速水体复氧的进程，提高水体的溶解氧水平，恢复和提高在水中好氧微生物的活力，使河流水的污染物净化，从而改善河流的水质。河流氧气一般使用固定和移动站充氧平台两种形式。河道人工增氧技术的应用，能够使得水质不同时期达到消除黑臭、减少水体污染负荷、促进河流生态系统恢复的目的。
3、调水引流水质改善技术
贯穿城市的内河河网水系，因为控制结构的限制，使得河流水不能够连接到外部的水体，造成水处于静止的状态，当天气炎热的时候，溶解在水中的氧气浓度就会降低，容易导致水质变坏。通过改进水域水动力条件，提高水体污染物的稀释能力，增强局部水体的自净能力，许多城市在水资源利用和部署中，通过跨流域调水工程，解决空间分布不均的问题。
4、植物修复技术
对于河道河流自然恢复应采取生态化措施，主要是通过恢复河岸植被、恢复天然湿地，在河岸种植芦苇、浮萍、睡莲、水生植物和其他湿地植物，以提高水体的净化能力。种植水生植物的城市河流水，一方面能够通过植物的根系的吸收，从而降低和遏制富营养化趋势;另一方面通过种植水生植物，可以也起到美化水体环境，提高城市的景观的效果。
5、生物净化技术
生物净化技术是充分利用天然水体自净的功能，采用人工措施，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并培养出大量的微生物从而增强水体净化能力，以提高纳污水体氧化降解有机物能力的一种净化方法。目前国内外最常用的生物净化技术是曝气技术、生物膜技术与投菌技术。生物净化技术，其成本低，对环境的影响小，能够有效降解污染物，是水体污染处理的最佳选择之一。生物净化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特别是分解菌株的培养也将被筛选到河流水污染控制技术之中，是未来城市水污染防治和治理的发展趋势。将具有特殊分解能力的菌种添加到河边，能够将水体中有毒有害物质分解为无毒无害的物质，从而加速有毒物质的分解、转化，不仅可以提高河流的净化能力，而且也实现了河流的生态修复。生物产品的运用将成为人工增氧、底泥疏浚等现有防治技术的有益补充。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城市河流和湖泊污染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城市河流水有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问题。目前，在城市河流污染环境下，需要完善城市管线网络，并建设污水处理厂，具体的水污染防治技术措施有:底泥疏浚、人工增加氧气、引水排水水质改善、植物修复、湿地水净化技术等河流强化净化技术。能够应对不同的城市的污水状况，使得城市河流水污染的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促进城市河流的健康发展。
【篇5】形势与政策人口问题论文
【摘要】为了提高高速收费站通行效率，切实改善民生，ETC成為当下时政热点。国家政府自2019年5月起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通知，大力推动ETC市场覆盖度。但是在该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市场营销乱象造成了较多客户投诉，惠民政策却造成扰民现象。本文以近期ETC相关的政策为数据基础，通过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分析方法，结合政策工具理论，将政策工具分为：管制型、市场型、自愿型和信息型四类，通过分析每类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发现ETC政策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对应优化对策。
【关键词】民生 政策工具 ETC
一、问题提出
交通部在2019年5月起连续出台一系列和ETC相关的政策，进行全面铺开推广ETC，顿时ETC成为了热门话题。该系列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在2019年12月底之前，高速公路收费站要实现ETC全覆盖，汽车ETC安装率达到80%以上，通行高速公路的车辆ETC使用率须达到90%以上，力争在2019年底前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在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和完善操作结算系统的同时，政府依托各大商业银行、汽车4S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一系列汽车场景服务点，迅速上量提升汽车ETC的覆盖度。在高速公路上使用ETC，可以减少车主停车排队等待缴费的时间，提高车辆通行效率，汽车也能够减少刹车、起步量，节能减排。该政策是一项利国利民、改善民生的重要公共政策，但是通过民意调查后发现该项便民措施却致扰民现象。
通过观察法，本文发现各大营销机构如银行、高速收费口，在营销的过程中时有过激行为出现：某收费站实行客车全ETC通道，不再保留客车人工收费车道;某银行员工身着稽查服在高速公路拦车营销ETC;某机动车检测公司拒绝为未装ETC的车子年检。而步入新系统使用阶段后，车主对新系统的收费方式和标准纷纷产生质疑;有不少车主过高速时，ETC识别失败导致该条通行道堵塞，反而降低了通行速度效率。同时向部分群众发放调查问卷，对ETC服务进行进一步了解，车主对于ETC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时常接收到银行的营销推荐，着实影响日常生活;安装ETC设备后无人问津，售后服务空白;办理过程繁琐复杂，经常遭遇银行捆绑销售、收取押金等各种条条框框;个别车主因自身喜好、或因临时租用汽车等情况不愿安装ETC，面对排队收费却也束手无策。
政策结果在朝政策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发生了偏移，而政策工具作为两者之间的纽带，是达成政策目标的重要途经，故本文以近期与ETC相关的政策作为数据，结合政策工具相关理论将ETC政策工具划分为四类：管制型、市场型、信息型和自愿型。通过对ETC政策进行工具分类及分析研究，提出现行政策存在的问题缺陷，并对此进行优化建议。
二、ETC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
根据ETC的民意调查，本文对ETC政策工具的使用进行探析。
（一）管制型工具效果不佳
政府在供给的过程中，大力建设了包括软件、硬件、安全在内的各项基础设施，但自2019年5月出台政策至目标的2019年年底，仅7个月时间略显仓促，不利于基础建设的建设和测试，还未待稳定后就直接投入使用。
政府在完善法律法规时，更多的是基于政府推广和车主规制的角度出发，忽略了消费者保护板块，关于车主群体的自由选择权、信息知晓权等没有得到有效立法保护。
（二）市场型工具有待完善
ETC的推广主要依赖于市场工具，各大金融机构和车场景的部门在指标和竞争的趋势下确实干劲十足，在短短7个月中完成ETC安装覆盖度，政府以最小的投入获得了极大的效益，但是这种仅以“ETC安装率”为绩效考核目标的体系低估了市场型政策工具的真实实力，致使了扰民现象的发生。
（三）自愿型工具使用较少
与另两者相比，自愿型工具的使用程度和使用力度较少，仅仅引导车场景使用ETC，所针对的主体是那些主动到指定停车场的车主和新购置车辆的小部分群体，剩余未安装设备的大批存量车主们无对应引导型措施。
（四）信息型工具传导有限
车主们大多只知道2020年启用新系统，但对新的收费方式一无所知，所以在新系统上线后跑过高速公路的车主们产生了大量质疑和投诉，而政府也是在产生了民怨之后才在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做出回应，对消费金额和收费方式进行解释。且车主现在无法查询新系统中ETC的消费明细，相关系统正在研究开发中，无法及时做到消费信息公开透明化。
三、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基础建设
一条好的政策，并不急于推广使用，每一项政策都应该能够对应牢靠的物理设施、稳定的操作系统和安全值得信赖的网络。在整个系统开发完成后先进行小范围内试点，待试点区域内有了积极正向的反向后即扩大范围正式推广使用，而非在短时间内各项机制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强行推广。
（二）引导市场机制
市场中各经济主体出于指标、激励奖惩和价值夺取等各方面原因，在ETC客户资源的争抢上纷纷来分一杯羹，要使得市场化政策工具最大程度不偏不倚发挥其作用，就必须明确所有的经济主体在遵守一定规则的情况下，才能竞争资源获取利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从宏观上引导方向指定该项规则。
创新ETC的绩效考核，摒弃自上而下的目标责任制考核，考核系统过程化，在考核系统中加入：营销结果、是否投诉、对产品的熟悉认知程度等等，实施更有力的奖惩措施，投诉率高的机构扣减效益，完成程度较好的机构追加奖励，不仅增强机构的责任感还能够调动各大机构的营销积极性。
（三）增强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能够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社区中设立ETC专项办公室，及时为居民们答疑解惑ETC相关问题，相比营销机构，社区办公室更为专业中立，能及时准确处理问题。鼓励群众监督举报ETC政策在执行中的不当行为，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向政府反映哪个执行主体不遵守市场规则，协助政府治理，扫清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碍，提高政府实施ETC政策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曹宇.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公共图书馆读者权力保障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2019.
